日军轰炸过后的西南联大 资料图片
汪曾祺先生逝世l5周年了。汪曾祺与昆明有关系，关系大，不一般。他在昆明时间长，写昆明写西南联大的散文又多，而且精，当年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在这方面怕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好像该说一点什么来纪念一下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想了想，就漫说《翠湖心影》和《跑警报》这两篇汪文吧。
春风得意李长之
先说《翠湖心影》这一篇，里面讲到个图书馆，细说起来，与抗战初期昆明文坛的一场风波还有点关系。那图书馆叫省立图书馆，在翠湖，所以习惯上叫翠湖图书馆。人们去那个图书馆借书、看书都很方便，顺便也观观翠湖的景，挺休闲的。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翠湖图书馆既是文化的象征，也体现着一种令人神往的静谧。
在说汪曾祺之前，要先牵出一个当时比汪稍长的青年学者，他似乎不怎么习惯翠湖图书馆那种独具魅力的氛围，对翠湖图书馆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他就是l937年秋天从北平（今北京）来云南大学做国文教员的李长之。这李长之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入哲学系，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文学活动，早先在北大读预科时就兼做《益世报》副刊《前夜》的编辑工作，入清华两年后又成了郑振铎、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委。接着又编《清华周刊》的文艺栏，还创办《文学评论》双月刊，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夜宴》。其时李长之才25岁，可谓春风得意。他来云大是清华哲学教授冯友兰向熊庆来推荐的，在文史系讲国文、哲学概论及文艺批评。当时27岁。
李长之年少气盛，鼻孔朝天，爱指指点点。他到昆明半年后写了篇杂文叫《昆明杂记》，对昆明的看法偏于负面。文中虽然也说“这里的人很笃厚”，但看不惯的东西更多，主要说昆明人懒散，缺乏效率，举的例子就有翠湖图书馆。
李长之这样看昆明其实并不错，外国看中国，大地方看小地方，往往都有此种感觉，说一说也没什么。只是李长之说得有些尖刻，让人听着不顺耳。他说图书馆“上午十一时才开馆，下午四时半就闭馆了，晚上不用说，是没有”。接着讲书目紊乱，查检费时，“而且查出来之后，借书单是要由馆员填写的，他填写时便又要像阿Q那样惟恐画圈画得不圆的光景，一笔一画，就又是好些时候，书拿到，便已经快要闭馆了”。诸如此类。
别说六七十年前，就是今天，人们对办事效率低照旧怨言不断，可你也不能随便把人家比做阿Q来讽刺、嘲弄呀。同样是这个图书馆，人家汪曾祺的印象可大不相同。
最解人情汪曾祺
汪曾祺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的，读中文系，后来成了大作家，小说、散文都漂亮，编剧也在行，偶尔写点诗还蛮现代的，可谓人才难得。汪曾祺晚年写了不少昆明题材散文，几乎篇篇脍炙人口，据说有许多读者是读了汪曾祺的此类散文而神往昆明的，可见其艺术魅力之强。要论昆明的文化符号，说汪曾祺是一个也不算夸张。他的《翠湖心影》里面也写到李长之说的那个省立图书馆，而眼光却不同。
汪说他当年常去那个图书馆看书，认为这是他“这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汪曾祺也说到一个管理员，是这么写：
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没有一定要看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
这是1939年夏天汪曾祺来昆明考联大时的事，比李长之去翠湖图书馆的时间晚一年左右。当时汪寄住青莲街同济中学宿舍，其址位于今翠湖宾馆的西南角。李长之住云大教师临时宿舍，即今省文联东侧的餐馆“翠湖1923”，去翠湖图书馆不远，汪曾棋从青莲街去稍近些。虽然汪去翠湖图书馆比李晚年把，但汪说的“管理员”很可能就是李说的那个“馆员”。当然也不一定。李说“借书单要由馆员填写的”，汪讲的是“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然后交给管理员。但这不要紧，不论两人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反正都很懒散，要说效率，要说节奏，恐怕汪曾祺写得更突出，也更慢。而态度却大为不同，李长之说那“馆员”像画圆圈的阿Q，汪曾祺却说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
不仅比拟不同，汪曾祺还对人多了一分理解。他说：“这位图书管理员大概早已作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癖的小知识分子的形象掺和在一起，越来越鲜明。总有一天，这个人物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而李长之就缺少这份对人的理解。
两个学人的昆明缘
李长之的目中无人，与他年纪轻轻就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有关。他25岁（l935年）就写出了一本洋洋十万言的鲁迅研究专著《鲁迅批判》，次年一出版即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反响。这本书在总体上对鲁迅是充分肯定的，对鲁迅杂文的艺术分析更是独树一帜。但又说鲁迅不是思想家，也够狂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大自然是爱护天才的”，鲁迅看了觉得好笑，在给胡风的信中将他戏称为“李‘天才’”。在如此这般的李长之眼里，翠湖图书馆那个“馆员”就难免像阿Q画圆圈那般可笑了。
不过，昆明文化界对李长之的杂文也未免反应过度，少了些包容。迫于舆论环境的压力，李长之在昆明时间不长，仅l年，且不愉快。汪曾祺可不同，在昆明长达7年，这在联大学子中并不多见。日久生情，汪曾祺对昆明十分依恋。三十多年后写出的昆明系列散文中，昆明的一切在他笔下都蒙上了一层玫瑰色，温馨满满，让人心醉。除这个心理、情感因素外，注重细节素描，还原现场，也是他的昆明系列让人爱读的重要原因。还说那图书馆吧，他不光刻画了那个管理员，还极生动地写了借书人从填借书单到拿到书的过程。“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书单……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铛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儿，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汪曾祺说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他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我读这一段就想笑，因为直到上世纪50年代前期我还多次目睹这一借书流程，之后我离开昆明就不知道了。
看来不光小说需要细节，散文也少不了。抽象抒情，泛泛叙事，那种散文也算一格，但不易抓住人。
汪曾祺散文的细节
注重细节，还原现场，汪曾祺的昆明系列差不多都如此。下面再说他那篇影响或许更大的《跑警报》。
与《翠湖心影》相较，这篇《跑警报》细节更丰富，也更出彩。比如一开头说历史系雷海宗教授上课，课极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这细节就如相声、小品里抖包袱。其他细节还多的是，如哲学系金岳霖教授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一只小皮箱，里面装有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学生在郊野“防空洞”沟壁上用碎石碎瓷片缀成“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之类对联，等等，都让人过目难忘。更有一节说跑警报是谈恋爰的机会，有的男生提着零食在路边等女生。“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双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多有意思，令人神往。
不过，我觉得，汪曾祺营造的氛围是当时生活在昆明的一个特殊群体的氛围。这个特殊群体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主要是学生。如果从那特殊氛围中走出，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会感到汪曾祺笔下跑警报的特殊氛围，与多数人尤其本地人，包括带家眷的作家、教授们的实际感受，还是有差别的。
昆明人的“跑警报”
日机对昆明的空袭是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的，随后的两三年形势都很严峻。警报一响市民们就慌慌张张带着细软扶老携幼往城外疏散。当时市民跑警报的方向是不同的，大致讲，住馁靖路（后称长春路）、护国路一带的往大东门（后称小花园）外交三桥那边跑；武成路、光华街这边的穿过瓦仓庄、弥勒寺往西坝跑。联大学生及少数单身教授（如金岳霖、吴宓）又不同，是往西跑，用今名即顺着建设路往外跑，懒得多跑的从地台寺跑到苏家塘、虹山就算了。谈恋爱的一般要跑到今冶金工校背后，更远的都靠近铁峰庵了。
跑警报的叫法当时主要是联大学生，本地人喊 “躲警报”。汪曾祺说“躲”太消极，叫“跑警报”好，“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联大学生的感觉与本地人是不一样。我们就用跑警报的说法吧。冰心在作品中有对“跑警报”的描写，闻一多一家也经历过相当危险的“跑警报”。
我本人也有亲身经历，记不得是哪一年了，当时约莫五六岁，虽属幼稚小儿，躲警报的事还记得。那时我家住武成路上段铁局巷那边，有一回，一听警报响就朝西坝跑，躲在河边树下。未久即见日本飞机来了，向城里投了许多炸弹，浓烟阵阵升起。警报解除后，躲警报的人家陆续回城，路上大人们在议论这一回可能炸了哪里，愁眉苦脸地担心着自家的命运。偏偏这一回武成路挨炸，又偏偏我们家也在其中，结果是无“家”可归。我一直记得当天下午我在福照街（今五一路上段）龙井街口的人行道上呆坐了好半天。后来我们家也就在福照街4号落了脚。如今写在这里，也算普通人家的一段回忆。
总的来说，当年日本飞机轰炸昆明，情形相当惨烈。据当年任省民政厅主任秘书的谢洁吾先生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日机空袭昆明共613架次，轻伤893人，重伤1716人，死1440人。这都是血淋淋的数字，决非“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汪曾祺那篇《跑警报》还是写得不错的，他写得浪漫，让人爱读。何况后来飞虎队来了，尤其1943年以后，日机空袭趋缓，人们对跑警报也渐渐习以为常，处之泰然，即汪文结尾讲的“不在乎”。就此而言，《跑警报》写的也不算离谱。至于我，虽“家”破而人未亡，但到底印象太深，感觉上终归有些不同，但我仍愿意，也乐意进入汪曾祺营造的那种环境、那种氛围中去。文学嘛，毕竟。
（作者为昆明人，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20世纪80年代参与创办《当代文艺思潮》，在文艺界产生巨大反响。著有文史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三卷）。2006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本文刊发时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