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董泽留美前，云南督军蔡锷特赠其照片留念，并亲笔提：“董君泽志向宏大，学行卓荦……”

1961年时任人大代表时的董泽。记者宋凯欣翻拍

    口述：董坤拂（董泽之子）

    撰稿：记者 宋凯欣

    作为董泽的儿子，董坤拂既感光荣，同时又倍感压力。光荣的是，父亲高尚的人格，以及他所做出的前无古人的事业，都在云南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儿子，董坤拂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有生之年，自己将很难超越父亲所取得的成就。而倍感压力的是，作为董泽的儿子，但凡是做出一点有违良心的事情，都将是对董家家风极大的辱没。

    所以生活中的董坤拂，始终以父亲为镜鉴，来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能“问心无愧地做董泽的儿子”。

    以身作则教育学生和子女

    我父亲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他每天起床很早，一般是6点左右。虽然他对外语很精通，但是他每天还是要看英文书籍、杂志。这些杂志多数是他回国时带回来的。

    当时我们家有一部书是非常宝贵的，就是哈佛大学出的一套世界著名文学作品，精装的，一共50本。这套书当时在世界上只出了20套，属于绝版书。但“文革”的时候，我父亲交出去了，很可惜。这些书都很厚，一个书橱刚好装满。

    他每天都要看这些书。至于那些杂志，回国后订阅就很难了，但他的美国朋友会经常给他寄来一些书刊杂志，每次寄来都是一大箱。他看这些书的时候多数都是默读，但读到高兴的时候会高声朗读出来。托尔斯泰的作品他是反复地读，可以说是倒背如流了。

    当时我们家除了在青云街有住所外，在高桥那里还有山庄别墅。我们在那里住的时候，他早上会经常到处走，爬山啊什么的。锻炼身体、读书、写作，这些基本就是他一天的生活内容。如果恰逢我们兄弟姊妹在家的话，他还要给我们看功课，辅导大家。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他都做到了。

    他教育我们采取的是西方的教育方式，在子女面前做出的不是一副等级森严、高不可攀的威严的父亲形象，他跟子女都是像朋友一样。但是呢，其间他又融汇了很多的儒家思想、王阳明的思想，表现出来就是很慈爱，和我们不像西方家长和子女间那么有距离感，所以我觉得我父亲的教育方式是很完美的。

    在大学里面他也是这样教育学生的，都是融汇中西方的教育方式，既有中国家长对子女的那种慈爱，又有西方家庭父母和子女间的平等意识。

    他教育我们要有仁道。记得有一次上街的时候，遇到一个讨饭的乞丐，我大哥稍微表现出了一点不屑的样子，回家就被我父亲狠狠地教育了一顿。

    我们家乡有一个农民，家庭非常贫寒。我当了医生以后回想起来，这个人当时有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他那个腿上啊，血管就像蚯蚓一样鼓出来，根本就不能劳动。我父亲知道这回事后，就把他从云龙老家接了过来，住在我们家里面休养，最后给他医好病，还在昆明帮他找到了工作。

    在我父亲身上，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凡是能够帮助的人，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都要伸出援手。他的言行，对我们子女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变卖家产捐资助学

    他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学的是教育和经济，回国后仍然不断地研究这些方面的内容，另外他对农业也很感兴趣。他这一辈子从事了多项事业，对每一项都很执著，非常的认真、投入，而且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对中国的古典诗词兴趣也很大。我记得我们家当年住在青云街的时候，院子里有荷花池、假山。傍晚的时候，他就牵着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教我背古诗词，他说一句，我背一句。那个画面现在想起来蛮温馨的，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东陆大学筹建处

东陆大学第一班学生

    解放以后，我父亲的生活来源是靠工资。他担任着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高等教育委员等职务，工资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每个月有200多块钱，属于高干那一级了。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二三十块，所以我们全家的生活不愁。

    他这一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因为他的思想比较清高，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他在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也是有原因的。听他讲，那是因为他信任孙中山先生，他觉得应该为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奋斗。

    当时我家里经常来客人，都是些学者、专家，还有就是他们“仁社”（董泽再度留美3年间，在留学生中倡议成立的学术团体）的成员。每逢这个时候，都是我母亲亲自下厨。他们一来就是一天，探讨国家大事、探讨学问，有时候甚至还在家里住。其中我印象深刻的人有侯德榜，还有曾昭抡。曾昭抡是后来有名的化学家，他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另外，云大的学生也经常来家里拜访我父亲，看望老校长。

    1948年，我父亲把他在云龙老家的全部家产都捐了出去，办了云龙高级农业学校。很多学生就是因为我父亲办的这个学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那些学生对我父亲也是感激涕零，经常来我家里拜望父亲。

    为报恩情照顾蔡锷遗孀

    我父亲到日本和美国留学，都是蔡锷将军资助他去的，也就是所谓的知遇之恩。去美国留学前，蔡锷还送了我父亲一张他的相片。所以我父亲对蔡锷是很感激的。抗战的时候，我父亲就把蔡锷夫人接来我们家住了。住了几年后，他们就在如意巷买了一院房子，搬去了那里。

    我们两家来往非常密切，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以后，两家又有了亲戚关系。因为蔡锷的夫人是我母亲的姨母，也就是我外婆的亲妹子。

    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会聚会，两家来往非常密切。蔡锷夫人是一个非常慈祥、有主见、能办事的老太太。她没有裹过小脚，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她的性格很刚毅，她的母亲生病的时候，她曾割下自己的肉做药引子给她母亲喝，就像中国“二十四孝图”里描述的一样。

    当时我还很小，叫她四姨外婆。她对我们这些孙辈的人都非常慈祥、爱护，经常给我们买一些吃的东西，还有小礼物，比如一支笔啊、一个笔记本什么的。她还经常讲故事给我们听，所以我们很爱这个四姨外婆。

    等到1953年的时候，朱德朱老总就把蔡夫人他们都接到北京去生活了，同去的还有蔡锷的儿子和儿媳。那时中国的交通是很不便的，反正他们辗转了很长的时间才到了北京。后来蔡夫人是得子宫癌去世的。患病期间，朱老总反复派人去看望她，还送她去北京最好的医院治病。

    知己夫妻相濡以沫

    我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唐继尧的妹妹，但她3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是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的。当时我母亲在上海百特利高级妇产科学院读书，她们的校长是一名在美国很有名的女医生，为献身于医学事业终身未婚。那位校长特别赏识我母亲，当她回美国的时候，我母亲恰好也毕业了，她就想邀请我母亲一块过去，但是我母亲因为我外婆没人照顾，不得不放弃了出国的机会，回到了云南。

    我外婆共生有3个女儿，没有生儿子，所以在旧社会的家庭中很没有地位，日子很不好过。我母亲读书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外祖父不愿出钱供她读书，所以她在上海都是靠勤工俭学坚持学业的。那时候，她一个月拿一块大洋，买30个饼，然后用枕头套装起来，每天就吃一个饼。就是这样艰苦，但她最后还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已经28岁了。她原本是立志效仿她的校长终身不嫁，好好当一个医生的，但后来遇到了我父亲，最终还是结婚了。我父母的感情非常好，他们的夫妻关系也是中西融汇的那种，因为我母亲受的也是西方教育，很开明。他们在一起很合拍，一起生活几十年，都是相濡以沫、恩恩爱爱的。他们是我们的楷模。

    我母亲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一个大姑娘，一过门就要做4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孩子都还很小，是很难的事情。为了全心照顾家庭，结婚一年以后，我母亲就辞职做了全职太太，她的事业也就不得不终止了。她对父亲的前妻生的4个孩子都视如己出，对我们7个兄弟姊妹都一视同仁，所以我们7个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可以说，她为这个家庭的牺牲是很大的。对此，我父亲也很是感激。

    ●人物简介

    董泽 （1888-1972），字雨苍，云南省云龙县人。他曾攻读于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2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及教育，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起义，担任护国军司令部秘书及驻港联络总办，1917年初重赴美国完成学业。1920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同时身兼云南省教育司司长、交通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及富滇银行总办、私立东陆大学（即云南大学前身）校长等职，为云南省的发展及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8年，求学海外的董泽就遥寄“云南应速办大学，广育人才以应时艰”的策论。1922年12月8日，云南省公署正式批准成立东陆大学，校长一职进行民主选举，董泽得票最多，被时任云南省省长唐继尧函聘为大学首任校长。

    东陆大学兴创之初，原属私立性质，经费来源有限。董泽全尽义务而不支薪，滇籍职教员薪俸亦甚薄。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董泽不以为然，呈文唐继尧建议“男女兼收以宏造就”。在他的不懈奔走下，最终促成了男女同校。

    董泽主校8年，在开发云南省产业、储才和中等学校毕业生晋读深造诸方面均作出重大贡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朱庭祜来东陆大学考察后，曾写报告称赞：“就同类机关（同类私立大学）如上海南洋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等比较之，该大学所有以往成绩与效率，居优胜地位。”

    董坤拂，董泽之子，1946年出生，资深医学专家，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