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民间画创作骨干经常切磋技艺。记者文惹愚/摄

官渡民间画《新建设》 。记者文惹愚/摄

    和一些有排场的博物馆相比，它显得太普通了，甚至有点简陋。一栋旧楼，三个单位，三块牌匾。它只占据其中一个单位的一个楼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博物馆，却结结实实地包裹住了当地人的快乐生活和他们眼中的时代记忆。

　　也许是因为作品记录了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不以为然的细微快乐，所以当我们与它们对视时，不需要任何专业解说，其中的妙趣横生和各种情绪便能直接与心灵对话。在官渡民间绘画博物馆里，有许多这样的好玩的作品。“我们就是要它好玩。”官渡区文化馆的王刚，和当地现代民间绘画的作者们凭借着 “玩”的态度，将官渡区接连三次推上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宝座”。

　　充满了偶然性的开始

　　这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的开始。

　　1974年，陕西户县农民画在昆明展出。自由夸张、色彩艳丽、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画作让观众耳目一新，这激发了一些平时就爱画画的官渡农民的创造欲，官渡农民画由此发轫。

　　起初，这些农民画从内容到形式都和全国农民画一样，烙上了深深的历史痕迹。作品主要反映农村新貌和科普活动，之后，官渡区文化馆开始断断续续组织美术爱好者进行专门的农民画培训，以“记工分”发误工补贴参加培训班的办班形式，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

　　1988年年底，王刚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他带着浓厚的艺术气息，进入了官渡区文化馆，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主持群众美术、书法工作。

　　当时恰值国家推行商品经济，这位曾经受著名油画家张晓刚指点的年轻人，敏锐地将目光投向了更开阔的创作领域，他思考着如何将农民画再次融入到时代发展的脉搏中。

　　经过一番运筹，官渡区文化馆对创作队伍进行了改革，在以前的创作队伍中吸纳乡村教师等行业人才，试图将更多元的观察视角引进到创作中来，并将培训工作纳入了每年的工作计划中。

　　上世纪90年代，针对官渡区因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地域文化特殊性，结合本区汉族文化为主，彝、苗文化多元共存的特点，官渡文化馆将“农民画”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更改为“以地域文化为背景，以民族民间艺术为根基，以农民和乡村教师为创作骨干，以现代民间绘画为文化品牌”。

　　至此，官渡区现代民间绘画迎来了一个美丽新世界。

　　珍贵的非文本记录

　　博物馆里的故事纷繁杂陈：从养猪到染布，从倚窗遐思的少女到眯缝着眼抽水烟的老农，从充满童趣的捉迷藏到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从其乐融融的农家小院到万国来朝的世博风情，丰富充实。

　　展出的每幅作品都像是历史的胶片，以一种非文本的形式生动记载着某个时代切片中的故事。虽然很大一部分的作品都没有标注名称，但这种绘画很直观，很容易给你带来愉悦感，而且越往细处观察越觉得有意思——你会在人流如织的老街上，发现有一个穿着土黄色布衣的村民在理发；在一帮孩子的追逐间，找到小鸡啄米的细微图景……

　　另一些作品更像是过去一个时代的镜像，比如说传统的舂饵块，牛犁田的耕作方式，和一些已经完全消失的村景。相较于文本，它更加具象。

　　“这些作品是玩出来的！”王刚咧嘴笑道。

　　玩？这种态度在官渡区民间画作者群中得到了高度推崇。从来不在灵感干瘪的时候，强压自己创作——给别人快乐前，就得先放松自己。

　　现在官渡区民间画的创作骨干有30多人，年龄层次涵盖了老中青三代，除去每年文化馆例行组织的封闭式培训、下乡采风外，他们多以“互相蹭饭”的方式进行切磋，在“煮酒论英雄”中激发创意。

　　曹锡伟和陆桂明因为在家里专门劈出地盘建了工作室，因而常常成了“被蹭饭”的对象，面对这样多人次高频率的蹭饭，已经62岁的曹锡伟一边抽着水烟，一边憨厚地笑着：“没事没事，欢迎欢迎。”带着鸭舌帽的陆桂明也腼腆地低着头笑。

　　当年，因为一张现代民间绘画培训班招收学员的通知，便加入到这个团队的陆桂民，洋溢着一种理想之美。从小喜欢临摹《三国演义》的他，把参加民间绘画培训当成圆梦人生的难得机会，挤出全部的空余时间很虔诚地“玩”着这门艺术，并且“玩”得很出色，2004年获得了“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优秀画家”称号，代表作《幸福生活》多次参加“全国民间艺术成果展览”。而他酒后灵感肆意的故事也在坊间广泛流传——“老陆只要喝一点点酒，灵感便会大发，那画出来的画真是美呐！”

　　精神与物质双重奖励

　　云南的很多地区都曾发展过现代民间绘画，然而，像官渡这样持续坚持下来，并且保持规模的却很少。

　　“因为我们懂得激励。”已经知天命的王刚说起话来依然眉飞色舞，表情丰富。“如果不是立志要画画的人，很难仅凭内在力坚持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激励他，不断地激发他的兴趣。”

　　王刚对“激励机制”非常在行。从名头到物质，从虚的到实的，他非常清楚怎样拿捏。

　　首先，不能让大家觉得画画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负担。王刚解释，虽然现在文化馆经费很有限，但每年还是会划拨一万多块钱专门用于帮作者买纸笔、颜料，给作者搭建平台。

　　其次，从内部培养优秀的人才，省去外请老师的费用。“最开始，我们上学校请老师给我们培训专业技法，现在好了，我们从内部选择优秀的作者讲课，既促进了团队的良性循环，又节省了经费，而且农民作者讲出来的东西，对民间画更具操作性。”

　　深谙内部管理的王刚，还热爱与外界沟通、懂得自我营销。作者们画完画后，会把作品送到官渡民间绘画博物馆，然后王刚就会带着这些作品去参加市级、省级、国家级不同规格的大大小小比赛，为作者争取每一次可以获奖的机会。用王刚的话说就是“他们只需要负责创作，参赛的事情我们会帮他们包办的。”

　　23年来，官渡区共有150件作品在全国、省、市展出和获奖并辑入作品集，20余件作品在美国、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展出，40余件作品和介绍文章发表于国内多家报刊杂志。

　　民俗文化面临的制约

　　“目前，官渡民间绘画虽已列居全国画乡之林，但和发展快的地区比，还有很大差距！”王刚坦言。

　　虽然通过培训、比赛、激励机制的运行，官渡区现代民间绘画的发展规模并没有缩小，但却也没有突破，它面临着许多民俗文化共同遭遇的尴尬——市场的钳制。

　　前些日子，当地的一家酒店一口气从官渡购买了145幅作品，这是官渡区现代民间绘画在市场上迎来的第一个春天，“然而，这样的机会很少。”王刚有些沮丧。

　　当市场需求量尚不明显的时候，如何为这些作品搭建广而告之的平台呢？也许浙江嘉兴市秀洲区的经验比较有借鉴意义。一直以来，陕西户县是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的绘画中心和发源地。但2001年以后，创作中心却从北到南转移到了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浙江秀洲区。

　　这种转移为何发生？

　　秀洲区的现代民间绘画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1988年才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的。但在20年时间里，为打造、保护、发展这一民间传统绘画工程，秀洲区政府先后投入财政资金3500万元，用于设施建设、队伍建设、基地建设、举办活动、对外宣传等，让秀洲的画作从“深闺”走向了“江湖”。

　　这种方式在大连也得到了嫁接。

　　今年8月27日，大连艺博会首次设立大连民间绘画特展区，不仅留出了最好的展位，而且给予参展县区最大限度的优惠扶持。主办方明确表示，此举就是让大连的民间绘画能够借助艺博会这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从中不难看出，在现代民间绘画的发展中，政府有着“支点和杠杆”的作用。“没有政府的重视和经费投入，就无从组织，没有作品，也无法发展壮大。如果政府部门能加大扶持力度，我们能发展得更好。”王刚说。（记者徐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