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
1911年10月30日，经过一夜的战斗，昆明起义成功，全城宣告光复。此次战斗中敌方死200余人，伤100余人；革命志士牺牲150余人，负伤300余人。惨烈的代价堪比武昌起义。
在腾越起义、昆明“重九”起义相继爆发后，位于滇南边陲的临安也于1911年11月1日爆发了武装起义，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形成了云南辛亥革命中三战三捷的局面，并最终促成了全省光复和统一。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了云南的3次起义：“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及民心之振奋，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
临安起义，全省光复
昆明“重九起义”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云南临安起义又紧随其后，于1911年11月1日爆发了武装起义。
临安为滇南边陲重镇，清政府在此设临元澄江镇总兵衙门，为州府所在地，是管理滇南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中心，古称“临安府”。1913年由府改县，因与浙江省临安县重名，1914年改名为建水县。199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在建水，现仍存一处占地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600多平方米、号称云南最大私人住宅的“朱家花园”。“朱家花园”共有大、小天井42个和218间房舍，主体建筑为典型的建水民居制式，呈“纵三横四”的不对称格局，水榭亭台，飞檐斗拱，雕梁画栋，以“滇南大观园”的美誉尽显豪华，现已列入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人游览。追溯“朱家花园”的历史，它历数十年的建设刚一落成，中国便爆发了辛亥革命。“朱家花园”的主人朱朝瑛乃是临安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时，驻临安南校场的新军第七十五标有个教官赵又新，是“同盟会”会员，与进步军官何海青，盛荣超、张绍楷、吴传声、高槐荫等人，在官兵中秘密做了很多革命宣传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便积极酝酿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但觉势单力薄，未敢轻举妄动。
这时，朱朝瑛在临安巡官徐维新和从粤军请假回乡的饵致中的力劝下，放弃去广东的念头，共谋与七十五标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联系，准备相机行事，响应起义。腾越起义和昆明“重九”起义的胜利消息后传到临安后，给当地革命志士以很大的鼓舞，促使他们加快了起义步伐。11月1日上午，朱朝瑛与赵又新派来的人接上了头，双方在朱家花园商定当日晚立即发动起义，首先由驻南校场的第七十五标一、二营“发难”，迅速开到南城门下，朱朝瑛派人开门接应。
当晚7时左右，天刚擦黑，赵又新在何海青、盛荣超等人的支持下，率领七十五标第一、第二营革命官兵同时行动，举行临安武装起义。起义爆发后，一营管带张韬闻风逃走（后与三营管带赵瑞寿在南校场投降），二营管带张荣槐被杀。接着起义军于晚10时如同一阵旋风，从南校场直奔临安城而来，朱朝瑛令人迅即打开南城门接应，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临安府署和标本部，七十五标标统罗鸿奎被驱逐，知府吴昌祀见大势已去，逃入安南。
第二天上午6时，临安全城光复，成立了南军军政府，以朱朝瑛为都督，赵又新为副都督，电呈云南军都督府备案，并通电所属八州县和开远、广南、思茅、元江、墨江等地“劝渝反正”，归顺云南军都督府。起义军旋又风卷残云，与蒙自道尹龚心湛率领的清军在大桠口接火，“一战破之”，所向披靡地攻克了蒙自、个旧等地。随后蔡锷派出罗佩金为南防总司令，率队前往蒙自镇压当地清廷残余势力。至此，云南各州、庙、县相继传檄而定，全省迅速光复和统一，云南辛亥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临安起义成功后，云南军都督府任朱朝瑛为临元镇总兵，并授中将军衔，“朱家花园”因此得名“中将第”。
孙中山高度评价云南辛亥革命
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了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特点，他说：“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及民心之振奋，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
这是因为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和云南昆明“重九”起义，都是发生在省域的武装起义，都是经过真刀真枪、前赴后继的激烈拼杀，很多起义官兵和民众壮烈牺牲。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成为武昌起义一个重要的前奏，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而昆明“重九”起义的军民一往无前，不怕流血牺牲，殊死拼搏，以致命性的打击，彻底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加之云南是西南地区首个举行武装革命的省份，云南起义的胜利，支持和促进了邻近四川等省的光复，巩固了本省和武昌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中国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历史评价
云南辛亥武装革命4大特点
若把云南起义与武昌等地的起义作一个对比，笔者认为云南起义有武昌起义和其他起义各省所不具备的许多亮点和特点。
一、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全省各族群众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当武昌起义的枪声传来，云南尤其是滇西各族民众立即发动腾越起义，使滇省成为迅速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云南有如此之多的民族参加辛亥革命，在中国是任何一个省份都没有的。
武昌起义计划由于暴露，领导机关遭到破坏，人人自危。而主要领导人在起义爆发前后的关键时刻均不在场。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起义军置死地而后生的绝地反击，没有经过充分和周密的准备。而云南辛亥武装起义则计划周祥，条件成熟，号令一致，指挥统一。从1905年“同盟会”云南支部成立，到1911年云南辛亥3次武装起义爆发，革命党人一直掌控着领导权，注视着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二、当武昌起义胜利后，清军反扑。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训练一支新军再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与武昌地区革命党人的意见严重不合，遭到坚决而强烈的反对，黄兴“一撂挑子”辞职去了上海。
而云南辛亥武装革命从10月27日到10月30日，再到11月1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连续爆发的腾越、昆明、临安起义，三战三捷，全省迅即光复和统一，充分彰显了云南辛亥革命的彻底性。而且，云南的起义受到了群众广泛的支持，在辛亥革命各省中是少有的光辉范例。
三、云南的起义造就了一大批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名将，并且在云南武装起义中首次经历了实战考验的朱德，最终成众望所归的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成了新中国的帅星之首。
此外，云南新军等部队从辛亥革命起义中诞生为爱国主义的新式滇军，一旦国家有难，民族有危，它便义无反顾地奔向保家卫国。作为承载了云南辛亥武装革命光荣传统的新式滇军，后来相继转化为护国滇军、北伐滇军、抗日滇军，再从国民党第六十军成建制完整地转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
四、武昌起义胜利后，由于“文学社”和“共进社”主要领导人都不在场，孙中山也远在国外一时无法赶来，起义军在茫然不知所措中，竟将清廷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强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既为一种无奈之举，又实在是一件荒唐之事。
云南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以蔡锷为首的“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从各方面尤其是从“目标之正确”上讲，都远非包括湖北军政权在内的独立各省革命政权可比的。（特邀撰稿 李晓明 史亚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