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菊英一家和演员们 首席记者黄兴能 摄
虽然没有田地了，詹菊英对波罗村的这片土地充满了热爱 首席记者黄兴能 摄
詹菊英是昆明市盘龙区龙泉镇波罗村村民。作为失 地农民，她早已经脱离了农耕劳作，转而经营着房屋中介。这也让她看起来不像农民而更像个老板娘。
但她忘不掉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的母亲。
母亲的一生，是她心头永远的痛。
当一些拆迁户拿着补偿款去买名车去挥霍去豪赌时，詹菊英做起了一件更烧钱的事：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自掏30万元，拍了一部电影。
这是一个相当疯狂的举动。
在女儿李丽娟眼里，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拍过几场戏，就想变凤凰做导演、做制片人，这绝对是异想天开。可她还真拍成了，并且像模像样拿到了电影院里去放映。
有人看《山楂树之恋》都没有哭，却被这部乡土气息浓郁的片子感动着，走出电影院，鼻子还一抽一抽的。
她丈夫李成彬说，詹菊英的属相一定是错了，她不应该是属鼠的，应该是属猴子的。她想要做什么事，居然就能成。
“其实想想，我家这点事，真值得拍吗？我就是觉得，50年，变化多大呀？拍这部电影就像梳理自己的家谱，就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他们的长辈曾经吃了很多苦，他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采访结束，我们的摄影记者感叹，见过很多有了钱的城中村农民，詹菊英家最有文化。
这部电影叫《哭泣的桂花树》，它也许只是詹菊英拍电影的起点。詹菊英说，她还有很多事情想做，譬如，把《哭泣的桂花树》推向发行渠道，譬如，接着拍电影。这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钱，第一个30万，或许对他们家生活影响不大，可第二个、第三个30万，就是很大的问题。
和詹菊英一起走在城中村的小道上，突然感到强烈的反差。这种精神状态，不是每个人都有！
自掏30万元拍电影，詹菊英，你究竟图个啥？
詹菊英是谁
昆明市盘龙区龙泉镇波罗村村民，50岁，从小就爱文艺，爱唱爱跳，在篆塘公园、碧鸡公园等地，一提起“小英”，很多人都知道。去年，自筹30万元拍摄电影《哭泣的桂花树》，亲任制片人。
为什么要拍电影
去年5月18日，詹菊英一家正给两岁的小孙女过生日，拆迁改造丈量到她家。一家人感叹，房子就这么拆了，生活多年的村子马上就要消失了，太可惜，想找人拍个片子留做纪念。总不能对着个空房子乱拍一气吧？詹菊英决定编个故事。起初只想拍个DVD在村里卖卖行了，没想到开机之后就收不住了，被热情的村民和媒体的宣传，以及自己的要强、顾面子推着走，直到今天。
詹菊英的电影
《哭泣的桂花树》。以詹菊英的父母为原型，反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人的爱情与生活，被媒体称为滇版《山楂树之恋》。演员几乎都是首次“触电”，除4个主要角色，少量朋友客串，大部分是波罗村和龙头乡村民。影片制作虽显稚嫩，但情节真实、质朴、动人。
詹菊英的父母
詹菊英的父亲命运坎坷。“我只知道他是昭通人，11岁被拉去做了壮丁，1952年，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得过4枚军功章。他在我7岁那年含恨走了。”
她的母亲在波罗村土生土长，“她很羞涩，爱干净，脸长得小巧可人。母亲的命很苦，受了太多的委屈，但是她在家里都从来不说，而是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直到詹菊英33岁生日那天，母亲才和盘托出：为什么改嫁，为什么扔了父亲的军功章？
“父亲与母亲是一见钟情，他们相识在抗美援朝部队的欢送会上，母亲那天穿得很干净，不停地扭着大秧歌，红色的绸带把母亲衬托得很美丽，父亲就这样看到了母亲。从战场上回来，父亲去找了母亲，母亲还没有结婚一直等着父亲，父亲从怀里拿出母亲送的那双鞋垫，还带着体温，一点没有破损……”
10月19日，昆明天阴，云厚有薄雾，从头天夜里便开始下起的大雨一直没有消停。
早上9点不到，北辰财富中心影院就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观众。有头裹绿色围巾的老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耳朵上戴着硕大的绿宝石耳坠；有背着布包袱的大爷，肌肤黝黑，帽子斜戴……3号厅，已是影院最大的放映厅，离9：30的首映式还有一段时间，红色的座椅上已经铺满黑压压一片，还不断有人群涌入。
“你家来了噶，欢迎欢迎，赶紧找地方坐”……声音响亮，带着几丝甜媚，循声而望，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热情地招呼着来往乡邻。“那就是影片的制片人、投资者詹菊英”，影院的负责人介绍。
头发微卷、细眉大眼，妆容精致、笑容可掬，穿着体面，黑色长裙以及浅灰色毛衫……不带一丝土气，散发淡淡雍容，如何也不似我们印象中的农村妇女。
“花30万拍了一年，实在太艰辛了，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拍这部片子！”“这部片子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为我的母亲拍的”……每次提到“母亲”，詹菊英眉头紧锁，嘴角抽搐，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一次特别的对话，一个埋藏在心底50多年的故事，被一点点融化开，真实再现。
30万拍电影 “别家开奥迪我家开奥拓”
第一次，也是最完整的一次，詹菊英在电影院看完了自己拍摄的影片。
《哭泣的桂花树》在北辰财富中心影院公映3天，詹菊英老两口和女儿基本上是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每天一早就守候在电影院。“直到电影公映，我们全家人心头的大石块才真正放下”， 詹菊英的女儿李丽娟悠悠地说。
作为影片的女三号，这一年，李丽娟无论是从精神还是物质上都十分支持母亲，可如果再来一次，再拍一部电影，李丽娟可是一百个不愿意了。
李丽娟依旧清楚地记得，母亲提出要拍戏的那一刻，自己的反应，“你拍电影，你异想天开吧？”虽然母亲之前串演过电视剧《你家我家》，但参加串演的人多了，不只母亲一个人。李丽娟坚定地认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拍过几场戏，就想变凤凰做导演、做制片人，这绝对是异想天开。
李丽娟完全没料到，母亲这次很认真。那段时间，詹菊英每天就对着丈夫的耳根子念叨，“我老爸很爱我妈妈，拗不过她，他还来劝我，别管你妈妈，你妈妈一生就这么个心愿，出点钱就出点钱吧！"
最初，一家人只想花很少的钱，拍个DVD在村子里卖卖，“娱乐下自己，也娱乐下大众“。最终却花了30多万，一拍就拍了一年。
“村民热情高涨，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我们就这样被推着走，回不了头了。”李丽娟打趣地说，村里的人会花30万买张豪华车拉拉风，她们家却花30万拍了一部电影，全赔。不过，为了支持母亲，完成母亲的心愿，全家人哪怕开张奥拓也不会后悔。
孤身上阵重拍 “绝不给波罗村村民丢脸”
去年10月，《哭泣的桂花树》开机9天后，下午，天气十分晴朗，詹菊英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她已经发烧了两天两夜，手上的针眼还有些发肿泛紫，一旁的手机却响个不停。“小英，今天第五天了，是不是还有两天就开机了？”
詹菊英陪着笑，脸却苍白得毫无血色。5天前，因为和合伙拍摄的朋友闹了矛盾，朋友说自己母亲病重不能来拍戏，便再也没出现过，这之后，出现的是来拉摄像机、道具的工人，以及来收款的小姑娘。詹菊英怎么也想不通，朋友用演花灯的方式演女一号，她觉得不妥说了两句，怎么就闹成这样。
她没法跟村民们说，片子可能拍不下去了，就使了个缓兵计，宣布放一个星期假。
詹菊英还记得，开机仪式那天，波罗村三四百个村民戴着大红花，“哐……哐……哐……”敲锣打鼓地迎接整个剧组。家家凑道具，两三百个老人帮着折花，折了一个下午。村民们很激动，对詹菊英说，不要你管饭，我们只想跟着看看。
当时，詹菊英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做人要像父亲有傲骨，别给波罗村丢脸，一定要拍好！”
低声下气地和朋友打电话，却始终没有挽回分道扬镳的结局，拍了4天戏，4万元也打了水漂。不知哪来的劲头，詹菊英带着病开始四处奔波，找到了新的影视工作室。女一号、女二号、男一号都得重新选，詹菊英开始了公开选聘演员的历程，每次看到穿着时髦、染着头发的小年轻，她几乎心灰意冷。“太时尚不适合那个年代的气质。”
半个月时间匆匆地就过去了，300多人里，只选中一个女二号。女一号还没有半点踪影。
无心插柳柳成荫，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位姑娘的眼神很清澈，彻底打动了我。”这是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小女生。
女一号这就么定下来了。女三号红姑娘该由谁出演？
无奈之下，詹菊英开始对女儿软磨硬泡，几乎是哄着骗着硬拉女儿来演。“不演也要演，哪来那么多钱请演员？你不演，你做公司的成本钱我也不出了！”对女儿，詹菊英第一次那么强势，几乎是在训斥了。
也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丈夫拿出了10万元，儿子拿出10万元，女儿拿出10万元。30万元放到了詹菊英手里，不争气的眼泪伴着复杂的情感早已在眼眶打转。
这一年不容易 “压力大到一到晚上就哭”
任谁也没想到，《哭泣的桂花树》一拍就拍了一年。仿佛是应了片名，这一年，詹菊英没少哭过，剧本、场地、道具、转场、后勤……每一样都得亲力亲为。小到每个演员的鞋带、扣子，詹菊英都要操心。最难的时候，每天夜里12点收戏回到家里，詹菊英躺在床上，不停地抹着眼泪，心里不止一次想着“走不下去了，拍不下去了”，哭累了，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发呆。早上4点，天还未发亮，拍片的时间又到了，詹菊英爬起来，抹抹眼泪又出了门。
这一年，平时穿着很讲究的詹菊英却邋遢地让邻居侧目，妆不化了，脸也很少洗了，头一个星期洗上两次都不错了。最糟糕的时候，詹菊英10天没有换过那件厚大衣。
她自嘲说，电视台来拍过一个宣传片，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当天拍摄收工后她清扫现场，“就跟大街上捡垃圾的一模一样。”
为了找道具，詹菊英跑到龙头乡挨家挨户地借锄头、犁、钉耙，一个星期终于借够了200件农具。服装借不到，就在龙头乡买了新衣服，再拿去寻甸、嵩明的村子换。
詹菊英依旧记得集市上大家看她的眼神，用新衣服换旧衣服，每个过往的人都不解地看着这个有些憔悴却依旧风风火火的女人。有一次看重一位大爹身上的旧棉袄，很脏，还打着补丁，眼睛放光的詹菊英立马冲了上去，不管怎么劝说，大爹始终不愿意脱下旧棉袄，“这件棉袄跟了我几十年了，我儿子送给我的，不换！”这件旧棉袄，也成为詹菊英心底的一个小遗憾。
拍笑戏就跟着笑，拍哭戏就跟着哭，很多时候，詹菊英比演员还要入戏。去年冬日的一个下午，拍的是男主角在安宁农场跳河救人的戏，当时，詹菊英抱着厚大衣去探班，看到演员跳下去，以为真的溺水了，吓得在一旁大叫起来，脱了衣服就冲上去盖在演员身上，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不拍了，不拍了”，而这也是她最担心出事的一场戏。
为记忆拍电影 “拆迁后群众演员不好找了”
詹菊英的家，在昆明市盘龙区龙泉镇波罗村。如今的波罗村，除了村口仅有的几片菜地还留着农村的痕迹，远望过去，几乎都是几层楼高的新房、“别墅”，村口新崭崭的一排商品房，被戏称为“波罗村小区”。
《哭泣的桂花树》在龙头乡、波罗村都有拍摄，影片中“斗争大会”的片段就是在村里老年活动中心旁的戏台上拍摄的。戏台已经荒废，整个天井就像个停车场，停满了车。
因为拍片喧闹了一年的波罗村正在恢复平静。村民们晒太阳、吹牛、打着麻将。一路走去，许多老人面孔熟悉，都是影片中的群众演员。走在村道上，詹菊英不停地和路边的村民打着招呼，唠几句家常，讲几句有关电影的事情。
波罗村成为昆明城中村拆迁改造的划定范围，这也成为詹菊英决定拍《哭泣的桂花树》的主要原因之一。“波罗村拆除的话，波罗村的村民们都要搬走了，村里的氛围就没了。”
丈夫李成彬很支持妻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波罗村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李姓又是村里自古以来的四大姓之一，身为李家的后人，李成彬也想把村里的记忆通过影像保留下来。
“盛世修志不敢说，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马上就要消失了，还是有些舍不得的。”恢复高考那年，李成彬的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因为是富农成分，没有能够上大学，但他是村里有名气的文化人。当年詹菊英就是因为李成彬有文化才嫁给了他。
从詹菊英家出来，同去的摄影记者说，去过那么多有钱的村民家，唯独詹菊英家是最有文化味的。
对 话
花30万只为了50年心愿
记者：用30万拍部电影对你来说压力大吗？
詹菊英：家里人都很支持我，30万并不算很大的压力，我自己做着房屋中介，我丈夫和儿子都在做服装批发的生意，女儿也有自己的公司，所以经济上压力不大。不过压力最大的是，拍这个片子就是在撕自己的伤疤，让我想起从童年到现在很多伤心的事情，包括我的父亲、母亲，我对于母亲的愧疚、怀念、爱等等。
记者：30万拍一部电影值得吗？
詹菊英：值得，我从没后悔过！拍这部电影就像梳理自己的家谱，我把那个特色年代，父母的遭遇，他们的爱情故事都拍下来，就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他们的长辈曾经吃了很多苦，他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记者：《哭泣的桂花树》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詹菊英：50年心愿的一个了结，纪念我的父亲、母亲。最要感谢的还是波罗村的父老乡亲们，没有他们真的就没有今天的《哭泣的桂花树》。
记者：再回首走过的50多年光阴，母亲在你的生命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詹菊英：母亲去世那年，我曾想过轻生，后来我想想，我再辛苦也没有母亲经历的磨难多。那时候躲避债务，天天吃的都是青菜，我去外面教跳舞，上一堂课就30元，要债的天天追上门来，我没舞蹈课教就会在家哭，那时候，两个孩子在上大学，我就对儿子说，你别上学了，你上的是体育专业，没啥用，都说姑娘不能靠苦力吃饭，你就退学给你姐姐接着上大学吧。后来有一年中秋，我靠自己的关系带全家人去江南春吃了免费的晚餐，当时就想，母亲走了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如果走了全家人连这点小便宜都占不了了。
记者：到现在为止，《哭泣的桂花树》只有很少的市民看过，多是波罗村、龙头乡村民来看过。你有考虑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影片吗？
詹菊英：我们已经折腾不起了。虽然给了我们发行号，靠我们自己，资金、门路都没有。
记者：现在片子拍完了，还有什么打算吗？
詹菊英：太累了，要好好歇歇了。
这部影片为母亲而拍
桂花树，树枝飘逸、四季常青、芳香怡人，“独占三秋压群芳”；桂花喜温暖、湿润，抗逆性强，既耐高温，也耐严寒。
《哭泣的桂花树》是詹菊英拍给母亲的一部影片，以父母的真实故事为原型进行拍摄。影片讲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天意弄人，父亲不幸离世，母亲面对丈夫死亡，面对三个未成年女儿，内心挣扎，却要坚强面对，以及对丈夫无法言语的浓浓爱意。
《哭泣的桂花树》完结了詹菊英对于母亲深深的爱与眷念，其中包含着深切的爱，包含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与依赖，更包含着对于从小丧父内心无法揭开的忧愁，对于母亲的埋怨，以及一丝不解的恨，更多是对于母亲面对命运捉弄不亢不卑，母亲对于命运隐忍的崇敬与尊重。这也成为高于这部电影之外，我们想要挖掘的东西，因为，情感，总是最能打动人心。
母亲经常被打 我很怕
父亲走了，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母亲经常被拉去斗，外公那时候告诉母亲：“人家让你跪你一定就要跪，不过你一定要抱着个娃娃，那样人家就不会打你了，”看见母亲抱着妹妹跪在地上，我只有恐惧。
母亲送了妹妹 我恨过
全家人的生活陷入低谷，母亲生了病，家里没吃的，母亲没有办法，把二妹、三妹送人了。母亲只会哭，我很恨，因为父亲临死前的遗言是让她好好照顾我们。后来，我开始找妹妹，把两个妹妹都找回来了。
母亲改嫁他人 我不解
父亲走后一年，母亲改嫁了，那个男人又矮又丑，丝毫比不上父亲，我一直没喊过他一声“爸爸”，我逼问母亲为什么要改嫁，母亲说因为这个男人可以给我们三姐妹落户。14岁那年，我生病了，这个男人带着重病还来我床头看望我，那一刻我觉得不管怎样他是关心我的，便开始喊他“爸爸”了。
母亲曾被侮辱 我不知
我8岁那年，有一次回家发现母亲头发乱哄哄的，嘴角还有鲜血，母亲眼神呆滞地出了家门，我就傻傻地跟在后面，后来母亲走到村里的水塘旁边，在那里发呆，我就在旁边站着。母亲后来回过头一直抱着我哭，却什么都没说。后来才知道，她被继父的弟弟侮辱了，她为了逃跑，直接从房间的二楼跳了下来。
母亲离开人世 我悲痛
2001年，母亲离开了这个人世，她是喝农药自杀的。那年，38岁的二妹因为和丈夫闹矛盾，喝农药自杀了，母亲最喜欢的就是二妹；她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那一年，弟弟刚当父亲两个月就染上了毒瘾；我丈夫的企业那年亏了81万元，我的两个孩子正好上大学急需用钱，我们全家开始四处躲债……母亲所有希望都在那一刻破灭了，我怎能怪她这么着就走了？
母亲走后，我哭了一年，当时每天都在想：“我来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干什么？”（记者鲁朵雅）